宣城梅鼎祚是中晚明著名的选本家，“《文纪》、《诗乘》，裒然巨编，流播海内。其余若《古乐府苑》、《唐乐苑》、《书记洞诠》……诸书又数百卷，高才博学，震耀当时。”就“书牍”而言，张相《古今文综》：“著于竹帛谓之书，书之于版谓之牍。牍长一尺，或云尺一，尺牍之名，由此其昉，形若木笏，但不挫角，师古之说详矣。其余笺、简、札、帖诸名，咸自书牍孳乳。凡属于书牍类者，体制匪一”；有关其选本的刊行，在《书记洞诠》之前，图书界已形成一股鱼龙混杂之风；于此，他厉言痛批：“坊间杂刻，雷同景测，局而不旷，庞而无章，本近市而怀利，非藉文以行远也。”（凡例）无独有偶，天启年间刊行之《邮筒类隽》，编者于凡例中亦批坊刻充栋的书牍本“真灾梨枣”。而从其凡例“讵疑刘歆之略能恢厥绪？特虚四卷，用待诠遗。所冀时贤来哲，苴其阙略，纠其愆违，总归大同，协全胜举”来看，梅鼎祚试图通过研究与整理，为后世书牍文编选廓清误区，并提供理论框架、文献基础与史述范式。

由此，治梅鼎祚这部先唐书牍总集《书记洞诠》，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握其学术特征，而梅氏系列选本活动确实代表了晚明学术转型中的新动向。事实上，《书记洞诠》，在文献稽考、体类辨析和书牍史述等方面显示出的实证学风和学术意识，也已对明清书牍研究产生过深远影响，亦必对当今先唐书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、《书记洞诠》与体类辨析

【资料图】

不同于时人普遍以“尺牍”命集的做法，梅鼎祚以刘勰“书记”命集为《书记洞诠》。这不是一个简单复古的轻率决定，而是他对书牍体类研究后的慎重选择。事实上，在编选《书记洞诠》这部“主在包举”总集中，梅鼎祚确实很重视“辨体类”、“析文献”、“理源流”。

从其“书记特命刘勰而芜其文，分列昭明而靳于选”（凡例）的批评来看，他对刘氏“书记”观无疑取中有舍，凡例云：

谱籍、簿录、方术、占试、律命、法制、符契、券疏，与夫关刺、解牒、状列、辞谚，《文心雕龙》以为并书记所总，其实体异旨歧，自难参混。至于论启，反别附奏。奏启第二十三今特合载，例见前条。

梅鼎祚既不满意刘勰“参混他体”的做法，也不同意其对“奏启”的处理。可见，梅氏取法刘勰“书记”，绝不是简单的范畴复古，而是有自己的学术思考。

事实上，“对含混书牍文献的理析”也颇能印证上述观点；因为，梅鼎祚确实自觉地将其对书牍“体异旨歧”的辨析融贯其间：有时清晰表述在概论性凡例中，有时则散落在“搜引探索采缀辑综，为立例使以类从”（刘凤《书记洞诠序》）的文献整理中。针对“制策玺书”、“奏章表疏”、“咨启笺记”、“教令下书”、“移书诫命”等文献的名实双考就是明证，暂以“制策玺书”与“教令下书”为例说明：前者，在凡例中，不仅确立了其归类标准，还提供了一些可资参考的归类情境；在文献辨析中，如，卷十《又报听赵充国》，梅氏正是抓住了书牍话语体式“情涉下文，辞均通讯”的特质，才得以将诸如此类的复杂状况理清。后者，在凡例中，理析了“教”、“令”的文体概念，指出一些“名袭‘教’‘令’实为书牍”的特例；在文献辨析中，如，卷二十四《诸葛亮与张裔教》被《太平御览》定体为“教”，梅氏订正为“书”，其云：“此教必芝使时与裔者，然其时非因相临，恐当为书，不得言教也”；相应地，他对《尺牍清裁》中误“教”及“令”为“书牍”的例子也予以了订正。

可以说，求实思辨的学术探讨，让梅鼎祚清醒地意识到“先唐书牍体类的不定型”及“文献流播中有讹异”等复杂情况。

有关书牍体类的源流考察，王世贞“书者，辞命之流也”的观点影响最大，经汪道昆、王稚登、屠隆、叶向高等人宣扬，进而深刻影响了同期书牍选本的选编。不同流俗的是，梅鼎祚在 《书记洞诠》卷六“春秋辞命”类序中的特别考察，即在引刘知几《史通》、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、杨慎《赤牍清裁》、王世贞《尺牍清裁》系列评论后按云：

它凡兹属，要皆运藻于心、寄文行人之口，虽繇乘野之获，实非削札所陈，而体裁颇近，转相模仿，富艳有余，足供采撷。今附载三卷。内外传则庶备矣。它若《公》、《谷》、《管》、《晏》、《越绝》、《吕览》、《韩诗》、《说苑》之属，不泛引，以本别于书也，然要取其于式类书而已。

如上，梅鼎祚不认同所谓“书牍为辞命之流”的观点；为此，从书牍的书面性质出发，厘清了“书牍”与“辞命”的关系。事实上，从其生成状况与研究接受来看，“辞命的目的并不在于成文，而在于成事”；因此，梅氏的“别载”处理，不应是“强附，尤为不伦”。

“何为源何为流”是个关系书牍多样发展的学术问题，而梅鼎祚对明代风行的“书牍为辞命之流”这一观念变迁的清理，无疑有益于廓清明人“书牍体源”认识的误区。

此外，梅鼎祚将书牍本体属性的探讨纳入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中考察，也值得注意。就如何确立“笺记”书牍体性来看，凡例云：

王藩傅尉公府参咨，大校耆稚序分、尊卑胪次；凡有关陈类称笺记，此所谓窥表睨书陈于宗敬者也。悉采无遗。

如上，正是借助对“公僚幕府文化”的理解，梅氏才确立了“古笺记”的书牍属性。由此，才将阮籍《为郑冲劝晋王笺》归为“书牍”，并历述司马昭发家史及阮籍写劝进笺的逸事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这种社会历史文化取向，还多散落《书记洞诠》的“释史、释事、释词”之中。通过它们，梅鼎祚精心演绎了自己对书牍体类游走于礼乐艺术传统、政治文化体制、现代文学观念之间的复合品性的理解，从而也将书牍本体属性探讨提升了一个层次。

对“书记”范畴的强化与细化，无疑是梅鼎祚经过了一番学术考察后的审慎选择。在他看来，“书记”一词更合“先唐书牍体类不定型”及“文献流播有讹异”的实情。事实上，梅鼎祚这类“刘歆之略能恢厥绪”的研究，必然影响他对先唐书牍文献的清理，进而改变了以往形成的书牍史格局。

二、《书记洞诠》与书牍文献

梅鼎祚本是徽派朴学的先驱，却因四库馆臣“真赝并存，殊少甄别”的贬抑，长期被视 为晚明“炫博好奇”肤浅学风的典型。 事实上，诚如，明考据家周婴“暇日披览（《书记洞诠》），使人忘疲” 的记述； 又如，清代学者曾国藩喜读《书记洞诠》、时常检校该书的事实 ； 梅氏系列编纂活动（包括《书记洞诠》），乃是对反废学求实学风的践行。 为此，笔者侧重从校勘、辑佚、考辨、释读等方面，揭示其在文献整理上的价值与不足。

先看“校勘”。历代的解释阐发与校正刊误，造就了书牍文献“多层次的复杂重叠构成”O8的特点。为此，梅鼎祚的文献校勘必然要有一个“求真复原”的过程，如，对杨慎、王世贞二书的校勘，凡例云：

杨、王《清裁》，业称精博。所未喻者，截长适短，操刀，惜美锦之伤；用舌代豪，移的，负就羽之失。抑或代疑名舛，间偶强合误离。是编直本原文，都为厘正。

在校勘审读其他文献时，梅氏同样也会客观列出各种因误字、衍文、混淆、妄删等造成的“异文”，体现出了异于流俗的审慎态度。如，卷八十后魏太武帝《又与宋文帝书》，在尾注中，他厘正了“注文入正文”的传写错误。相对而言，“异文而歧解”问题的解决，则更能彰显梅氏校勘背后的文化历史功底与逻辑推演能力。如，卷五十五，梅氏通过文献比对，纠六十卷本《尺牍清裁》所录宋高祖《下关中》之误：

此虽名书，然实通行如令、教之类。《尺牍》裁其“犯皋”以下载之。且此将发京师时下书作下关中，误。

为了确保文献完整准确，他多方访求善本并精心校勘，确为尽心劬力。此外，按时序排列多篇异文的做法，也颇能反映文献的历史衍变。

次看“辑佚”。《书记洞诠》之所以三倍于六十卷《尺牍清裁》，根源就是采用了“辑编”而非“改编”的著述方式。事实上，他从未满足于对王世贞“芟长篇为短策”的复原，而是穷二十年心力从经史传状、方志类书、金石法帖等史料中考稽亡佚。如，卷四十五，梅氏从《世说》辑出刘惔《答王廞》篇，并结合《晋书》“敬仁作论”，证实了《世说》所载比《王修集》更真实。事实上，广搜材料，鉴别真伪，究明训诂，分类归纳，这些努力保证了梅氏辑佚的质量；即便按梁启超的“四标准”来鉴定，它们也经得住考虑；可以说，他的辑佚成就并不亚于同时代的胡应麟、祁尔光等人。当然，梅氏也有不严密处，然 终是瑕不掩瑜。 如，梅氏误录宋玉《报友人书》，于此，严可均已有辨明。

复次看“考辨”。先唐书牍文献，多数无法避免“明中叶以后,刻书无不臆改”的命运；为此，梅鼎祚很重古文献的考辨。具体，一是对文献来源的辨析，包括作者、篇名、年代、删补等，如，在《书记洞诠》卷二十九《长风帖》题注中，梅氏辨云：“《长风帖》乃逸少早年书，殊未变钟繇体，故亦误置此。‘长风’、‘范母子’等语，二王帖间多有。米云：‘齐梁人书’，非也”；二是对文献字词句的辨订，如，卷一荀况《谢春申君书》，为寻找“书末系赋语”的源头，梅氏采纳了杨慎《风雅逸篇》的结论—“截取荀子《佹诗》”，并以“《苏秦上秦惠王书》后附诗”为旁证；三是对文献内容的辨证，诸如订史实、考地理、辨名物、核典制等。如，卷四鲁仲连《遗燕将书》，征引鲍彪、陈师道、余有丁等人意见，证明此书后人有补撰。当然，这些考辨、校勘、辑佚及释读，在展现他的文献功底的同时，也展示了他对书牍文化精神的理解。

最后看“释读”。基于“自正史列传以及偏记稗官，事有繁简，书有晦章，故或书横此策，乃复事挂别篇，为事为书，仅举其一。按书无典故可寻，据事无文，辞足契”（凡例）的事实，梅鼎祚确立了自己的释读原则，凡例续云：

是编参伍异同，严核名实。倘因稗而辅正，即稗非离经；务本事以会文，则文非虚设。庶几首尾条贯，缋质克衷。训诂音释偶存，一二不足为例。

在对书牍文献的“释史”、“释事”、“释词”中，这些原则得到了切实贯彻。如，在卷十七冯衍《奏记邓禹》篇解题中，他排比了《东观汉记》、范晔《后汉书》及章怀太子《东观汉记》注，考稽了所涉史实及人事，这些就是对“正稗相辅”、“事文相会”的贯彻。此外，人物小传也与其释读原则多有呼应，如，卷六十四乐蔼《与竟陵王子良笺》题解中的王嶷小传，无疑是“事文相会”原则的反映。要之，梅鼎祚试图通过如上释读活动，建构一个“首尾条贯，缋质克衷”的书牍世界。

编纂这样一部“主在包举”的书牍总集，绝非一日之功。仅《书记洞诠引用书目》所列经史谱录传状、诸子说家、韵学书画、类书文集、释道就达372种，梅鼎祚《与刘子威侍御》还提到：“家鲜异书，斑窥蠡测，谁云劳止，未敢布传。因念古人延典型于虎贲、寄遗貌于冶肖，出 疆越境，负笈裹粮，何劬悴若是”其浸淫之久、用功之勤,不难想见，从文献保存的角度说,梅鼎祚采摭稀见资料和辑存遗佚的心思，远超同期王世贞等人； 从文献编排的角度说，如上系列学术编纂，也传达了有关书牍文献的背景知识、修辞规则及审美标准等方面的更多信息。

三、《书记洞诠》与书牍史述

像不少古代“选本”与“总集”一样，《书记洞诠》，虽然“至多也只可说是零零碎碎的文学史”，却满足了梅鼎祚建构“先唐书牍史”的愿望。 事实上，该书采用了“流别”、“杂评”、“叙传”等多种传统著述方式，确是一部“兼历史、传记、批评为一身”的“先唐书牍史”。 不过，梅鼎祚“陈列式”的史述方式，若不仔细阅读及采用有效方法整理与分析，很难揭示其特点，也无法评价其效果。

在这种“陈列式”史述中，梅鼎祚“以时为序、以人为纲、以类相次”，整合了先唐书牍作家及作品的历史序列。

先看“以时为序”，不同于王世贞、刘子威等复古派“蔑弃六朝书牍，极端者连魏晋书牍也排斥”的做法，梅鼎祚大量汇辑秦汉后书牍文，详下表：

次看“以人为纲”，凡例云： “每代，首列帝后，次以储王、卿士、闺秀，各相诠次”； 这种做法，无疑，既与他对“窥古才士之用志”（《六朝诗乘序》）于书牍的特别关注有关，也与他重绘书牍史的主观意图密不可分。 详下列各表：

说明：此为各时段前十位（或前五位）创作数的统计表格，“帝王”取义宽泛，指当时最高 权利者； 社会身份的变化导致“帝王类”与“卿士类”的少量交叉，不予细分； 王羲之是特例，不予统计。

说明： 二表分别为“卿士类”和“帝王类”创作前九位的统计。 在万历刻本《尺牍清裁》（六十卷）中，与表三对应的情况是，应璩（6篇）、刘琨（1篇）、沈约（8篇）、庾信（3篇）、江淹（0篇）等，篇数少得多； 与表四对应的情况是，除孙策十七篇多于《书记洞诠》七篇外，余皆少得多。

复次“以类相次”，凡例云： “诏敕、书疏、奏记、笺启，人以类诠”，是基于身份的分类处理，不举例。 “不为例”与“为例”的处理，如，卷十四《说车骑将军王音》解题云： “此但言说，然其所白内奥，似非面语。 今附录，不为例也”，又如，卷十六末，梅氏附录清河王庆“令”全文后，按云： “此令也，又颁行国中，《尺牍》亦载，今例不录”，它们是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的体类辨析。 “对答书牍”及“数书一事”的类缀，是基于内容的归类，凡例云： “书相酬献，并以与者居先、答者附后。 人我交畅，事理互昭； 临辞，则迥尔应声，循名，则瞭然次面。 或数书一事，即为以类缀从，俾可溯源达委。 答者此外尚有别书，仍为例名特载。 ”

“先唐书牍史”的整合过程，无疑就是梅鼎祚从事学术思考的探究过程； 至于“以时为序、以人为纲、以类相次”的实践，则不仅是对当下书牍批评的回应，更有总结“先唐书牍史”的努力。 成效显著： 一是澄清了一个事实，即“先唐书牍创作高峰不在秦汉，而在三国、两晋、刘 宋、萧梁”，详见表一、二。 二是相对于《尺牍清裁》、《新镌注释历代尺牍绮縠》、《刻精释古今名翰》、《新刻含辉山房辑注古今启札云章》等同期总集，《书记洞诠》显然更客观地反映了各期创作的实况，如，表三、四的统计就证明了先唐“代有生才，才自为用……运有升降，材有偏全，风会所流，圣哲莫挽”（《六朝诗乘序》）的创作事实。

在这种“陈列式”史述中，梅鼎祚精心撰写的小传、解题、附注等附加文本的“释史”、“释事”、“集评”，则为读者展现了先唐书牍创作及接受的微观历史。

先看“释史”与“释事”，前者侧重的是书牍对应的时政背景，如，卷四十二刘琨《答太傅府书》第一篇的解题及尾注中，梅鼎祚详细考证了书信写作的时政背景，并引《资治通鉴考异》“琨自大之辞”的意见，为读者准确解读提供了史实依据。 后者交代的多是书牍写作的人事原委，如，卷四十四庾翼《报兄冰书》，在小传解题中，梅氏交代了“庾翼回复兄长书”的人事原委，为我们理解书牍内容及梅氏“翼有风力格裁，发言立论皆如此”提供了人事背景。 事实上，梅鼎祚“正稗相辅”、“事文相会”的“释史”与“释事”，既是他建构一个“首尾条贯，缋质克衷”书牍世界的表现，也是对“本朝史学不无资于野史”时代风气的反映； 此外，也与梅鼎祚“何徒艺林之功人，亦是昭代之信史”（《答王元祯》，《鹿裘石室集》书卷十三）的学术信念有关。

次看“集评”，有的侧重艺术，如，卷十一邹阳《狱中上梁孝武王》，文后所集太史公、真德秀、徐中行评； 其中，徐氏评云： “邹阳书前实后虚，韩非《说难》前虚后实，此缀文之妙，所以冠绝古今”。 也有的侧重义理，如，特设释十九卷与道七卷，则是梅氏衷爱“佛之精义”与“道之玄言”的表现； 其中，卷九十三的刘遗民，各书牍题下都集汇了别人对相关义理的不同评论意见。 还有的侧重伦理，如，卷十三的郑朋《奏记萧望之》，文末茅坤评云： “郑朋侠邪小人，而望之与其奏记也。 遂为其所惑，引之清要； 已而稍觉，须以计处而远之于外，可也。 顾一旦绝之，令得以关弓内射，遂结高显相为朋党以杀其身，悲夫！ ”显然，梅氏的“集评”，既不同于《续真文忠公文章正宗》类的绝对伦理化，也不同于《续文章轨范百家评注》类的恣肆评点。

这些学术性强的“释事”、“释史”及“集 评”，增强了梅氏所绘“先唐书牍史”的实在性与丰富性，向读者展示了书牍历史程中不可多的生动细节。

梅鼎祚将总集编纂建立在学术研究之上，超越了“各随选者的所好，以定取舍的标准”的不良习气，确实为读者建构了一个更为丰富细腻、更具包容性的“先唐书牍史”。 自然，与同期侧重文章欣赏的如《国朝名公翰藻》、《小窗清笺》、《翠娱阁评选书隽》等选本相比，《书记洞诠》立足于学术研究的史述特点是显著的。

结语

在中晚明古今书牍出版潮中，各色人等都力争要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以便争夺话语权或获取经济利益。《书记洞诠》的意义，绝不仅仅在于“时间空间的逻辑扩展”以及据之获得的部分话语权及相应商业利益；还在于以下两方面：一是反映了中晚明书牍编选活动的新走向，也即集“体类辨析、文献整理、历史建构为一体”成为了编刻业的新取向。另一是反映了中晚明新学风—反废学求实证—的影响，如，晚明胡维霖《答陈元复》云：“阅《书记洞诠》，而梅氏之万卷邺架灿然几上；东西二京《文纪》，与周秦词命争辉；南北数朝诗人，与汉 魏风雅嗣响； 歌《乐苑》，而虞韶以来之正声与陈隋艳曲均可陶情”。 可以说，梅鼎祚众多编撰成果，正是嵇文甫《晚明思想史论》所言“在不读书的环境中，也潜藏着读书的种子； 在师心蔑古的空气中，却透露出古学复兴的曙光”的产物。 换言之，梅鼎祚就是晚明“古学考信”新学风的践行者与推广者。

晚明以来,周婴《卮林》、王志坚《四六法海》、董斯张《吹景集》等对《书记洞诠》的增补订正，以及董斯张《吴兴艺文补》、周嘉胄《香乘》、朱荃宰《文通》等对《书记洞诠》的征引考据；这些足以说明《书记洞诠》在明代书牍选本潮及“古学考信”流中的独特价值。此外，《书记洞诠》之所以能在众多书牍选本中崭露头角并风行一时，还与其在“书牍体类探讨”、“先唐书牍史”建构方面的不俗学术成就紧密相关。后出的明清乃至民国书牍本，无论选编旨趣抑或编排形式，都可看到《书记洞诠》的影子；仅凭这些，梅鼎祚的“先唐书牍研究”也值得我们深入关注。

作者单位：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